面对青年作家群无视还是正视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构成情况表明：30岁以下的会员只有15人；40岁以下的会员也只有8％的比例；如果再扩展到45岁，也只能上升两个百分点，即全国5000多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年龄在45岁以下的只占10％。在作协的各项活动中，人们见到的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凤毛麟角。据文学类出版社每年的选题显示，年龄在40岁以下的作家作品的出版比例是很小的，占绝大多数的仍然是中老年作家的作品。改革开放之初在文坛上叱咤风云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已经进入了中老年阶段，在90年代成名的青年作家竟也转瞬之间年届四十。建国50周年十部献礼长篇小说作者中，年龄在40岁以下的只有柳建伟一人。前不久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全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邀请了徐坤、关仁山、柳建伟等10名非全委青年作家列席会议，作协副主席翟泰丰作了关于大力培养和扶植文学新人，把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文学队伍带入新世纪的报告，说明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和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新时期以来，一批接一批的青年作家奉献出充满创新精神的作品。我们这里所说的青年作家，是那些年龄在三十岁上下、文学潜质较好，并已经有了一些文学成就的作家。例如周梅森、柳建伟、张平、关仁山等。他们的作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多反映时代和生活的壮美以及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与矛盾，这些作家作品弘扬了主旋律，代表了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的实绩。这部分作家已经得到了社会的承认。另外还有一些写作题材较小、艺术上很有特色的青年作家。他们大多数学历较高，生活经历比较单纯，作品涉及个人的感情和身边的生活。与经历过“文革”等各种政治运动的上一代作家相比，他们的作品没有那么沉重，也相对来说没有那么深刻，这是他们的生长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现阶段难以克服的局限。这些年轻作家中，写小说的特别是长篇的境遇好一些，容易被市场接受，但写诗歌、散文或短篇的往往很难打开市场，有的人甚至连起码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去年由中华文学基金会组织出版的“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作者中，34岁的青年诗人白连春是以为别人打工种地为生的，生活状况极其艰难，基金会对他的处女作《逆光劳作》付了较高稿酬并资助了他一些生活费。他的这种生存状况在青年诗人中并非个别。

有的年轻作者抱怨说，他们一门心思辛勤写作，却得不到相应的关注。人们往往怀疑他们作品的成熟性，出版社、评论家更是对其作品不屑一顾，更谈不上分析和评论了。其实，五四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表明，青年时代是最富创新精神、最具创造力和活力的，也常常是作家一生成就的奠基时期。郭沫若写作《女神》时刚刚21岁；巴金20岁出头就创作了《灭亡》、《新生》和《爱情三部曲》等作品，27岁时创作了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激流三部曲》中的《家》；曹禺写《雷雨》时23岁，写作《日出》时才25岁；艾青26岁时出版诗集，其中包括他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萧红只活了31岁，多数作品都是在20多岁写就的；茅盾创作《子夜》时35岁；鲁迅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年37岁；老舍在38岁之前已经创作出包括《骆驼祥子》在内的8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当代作家中冯德英22岁就写出了《苦菜花》，23岁又写出《迎春花》。今天依然充满活力的一些老作家如王蒙、邓友梅、玛拉沁夫、李国文、陆文夫等，也都是在20多岁的青春岁月就崭露头角了。

鲁迅曾说：“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应该说，青年作家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未来，也许，他们对于自己所肩负的使命还没有那么深刻地认识，这就更需要前辈作家对他们伸出热情之手。年近60岁的老作家、内蒙作协副主席冯苓植分析说，由于“文革”，上一代作家创作延迟，客观上造成了下一代作家的晚熟和生长空间的相对狭小。现在提出培养青年作家的问题特别及时，否则有可能造成文学队伍的断层。很多“在野”的文学新人，有创作潜力，有人拉一把，社会给予更好的生存空间，创作也许就会上一个档次，逐渐成为文学创作的中坚。

新时期以来，文坛全面贯彻“双百方针”，广大作家的创造性和艺术生产力获得空前的解放，创作环境相当宽松和谐，各种风格、流派异彩纷呈，创新探索层出不穷，“现代派”、“后现代”、“新写实”、“新状态”等等，几乎每隔一两年，就冒出一些标新立异的艺术探索。这些非主流而无害的作品，也是我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一部分，在艺术手法和题材上丰富了我们对生活的认识。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作品已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份额，但它们之中的绝大多数依然进入不了评论家的视野。一些评论家和媒体认为，评论这些作品是“跌份儿”，形成了与这些文学新人之间的隔膜和越来越大的阅读障碍。

《作家》杂志社社长、主编，最年轻的作协全委会委员宗仁发认为，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廉价的吹捧和轻易地否定同样有害。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的写作往往是自己内心的抒发，显得缺乏历史厚重感，这与他们的生活环境有关。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内容和表达方式，要承认这种差异。他还认为对这些爱标新立异的所谓“新生代”作家，只有从作品出发，才会得出客观的判断，简单否定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人民文学》编辑、“首届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得主李敬泽认为，这些所谓体制外青年作家的成长，已经不同于过去的传统的成长方式。他们中有一些是靠纯文学的方式取胜，有的则是靠市场成功的。为了有效的交流与沟通，首先要正视他们的存在并耐下心来读他们的作品。《人民文学》资深编辑崔道怡认为，“培养”青年作家应改为发现和扶植较为确切。在众多来稿中，有眼光和责任心的编辑会发现璞玉，然后重点推出，之后再上评论、转载等。一个好编辑的鼓励和指导会对一个作家一生的创作起作用。

据悉，一批非常“前卫”的青年作家，像北京的自由撰稿人作家李大卫、晓航以及江苏的周洁茹等一批60、70年代出生的作家，近日已经填写了会员表，申请加入中国作协。李大卫对记者说，所谓“另类”是别人总结的，从作品来判定我比从发式、衣着来判断要准确得多。

作为发现青年作家的第一媒体——文学期刊，有些已经开始注意青年作家的发现和培养。省市级的刊物不用说早已经是青年作家的阵地，就是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中国作家》杂志也早已以中青年作家为中坚了。应该说，《人民文学》近年来在打破传统观念，大力推出新人新作方面作了大量可圈可点的工作。例如，1962年出生的陕西作家红柯，他的小说《奔马》在《人民文学》1996年9月号小说头条位置推出；1997年4月号则径用“红柯小说”推出他的《美丽奴羊》；1998年4月则更醒目地用“特别推荐”专栏推出他的《阿力麻里》，之后红柯的名声鹊起，《21世纪文学之星》出版了其小说集，今年又以无可争议的票数成为“首届冯牧文学奖·文学新人奖”得主。今年刚刚24岁的新生代作家周洁茹，因《人民文学》1998年1月号推出她的短篇小说《我们干点什么吧》，以及后来《小说选刊》的转载而获得了广泛的声誉。

作家出版社不但大量推出了青年作家的作品，而且对作家作品的评论进行总结、归纳和追踪。该社副社长白冰介绍，作家社要发扬一贯重视青年创作的优良传统，注意注入新的出版理念，加大青年作家作品在选题中的比例，同时注意选择各种风格、流派和各个年龄层次作家作品。《诗刊》负责人叶延滨说，没有新人的加盟，诗歌事业就将后继无人。因此今年以来，《诗刊》以较大篇幅推出“每月新星”和“青春集”栏目，还先后开设了“新鲜的歌者”、“初航”等栏目，并坚持举办了15届“青春诗会”，这些都为文学新人提供了展示才华和切磋诗艺的机会。